苦难与超越——苏东坡谪居儋耳的心路历程
2014-05-30 11:01:28 来源:www.3swh.cn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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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王全(海南)

  北宋元符三年(公元1100年),结束三年海南流放生活的苏东坡渡海北归,写下诗句:“参横斗转欲三更,苦雨终风也解晴。云散月明谁点缀,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余鲁叟乘桴意,初识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(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)。这首诗,既是他政治上“自我平反”的宣言书,也是他贬谪生活的总结和对苦难人生的思想超越。

  绍圣四年(公元1097年)四月,贬窜途中的苏东坡,连续遭受“三改谪命”的迫害,被责授琼州别驾,移昌化军(今海南儋州)安置,不得签书公事。这一年,他62岁。临行前,在给朋友信中写道:“某垂老投荒,无复生还之望,殆与长子迈诀,已处置后事矣。今到海南,首当作棺,次当作墓”(《与王敏仲》),景况相当凄凉。

  北宋时期,海南岛远离中原,人烟稀少,文化落后,是贬谪士人的极限。初到儋耳,苏东坡心情沉痛:“子孙恸哭于江边,已为死别;魑魅逢迎于海上,宁许生还!”(《昌化军谢表》)。元符二年,儋耳米贵,苏东坡“有绝粮之忧”,为此,他写了短文《学龟息法示过》,叙述有人堕入洛下深穴中,见无数龟蛇每旦则引吭东望,吸初日光,咽之。其人效之不复饥,身轻力强。这个所谓“龟息法”,其实就是不食之法。苏东坡书此文,意在欲与儿子苏过共行此法。除了环境的恶劣和物质的匮乏外,来自朝廷的政治迫害和打击,进一步把苏东坡推到了生存绝境。苏东坡初到儋耳,暂租公房蔽身,但屋顶漏天,下雨时一夜三迁。州守张中敬佩苏东坡的学问、为人,派人稍加修葺,这件事被政敌章惇派来的官员知道了,竟革了张中的职,苏东坡也被逐出官屋,无处安身。

  面对这些生活中的苦难和政治上的迫害,苏东坡并不顾影自怜、沉沦困境,而是始终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,以超然的态度从容面对,最终实现一个新的“自我”。何以实现这种苦难人生的超越?近日细读苏东坡居儋诗文,探究其心路历程,于此略陈管窥。

  忠义奋发的操守理想。苏东坡从小就有澄清政治、为国牺牲的志气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记载:他10岁的时候,母亲程氏夫人读东汉史《范滂传》时慨然叹息。苏轼问母亲:假如将来儿子遇到生死的抉择,也采取范滂的态度,您能像范滂母亲那样割舍得下吗?母亲回答道:“汝能为滂,吾顾不能为滂母耶?”,苏轼听了,“奋励有当世志”。苏东坡一生,大起大落,但综观前后,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,那就是他始终保持儒家“修齐治平”积极入世精神。居儋期间,苏东坡自觉担负起促进海南文化进步的责任,关注农业生产,劝喻移风易俗,并且帮助教育发展。海南文化的落后,最让他忧虑。他经常与一些学生、秀才往来,悉心培养当地知识分子。

  爽朗超旷的性格胸襟。苏东坡熟读《庄子》,庄子给他超脱旷达的人生观,特别是在侘傺失意时,常能因缘自适,跳出常人的胸怀和眼界看待事物。苏东坡《在儋耳书》中说,自己刚到海南时,看到四周天水无际,凄然伤之,不知道何时得出此岛,继而想想:“天地在积水中,九州在大瀛海中,中国在少海中,有生孰不在岛者?”在儋耳,他“葺茅竹而居之,日啖薯芋,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”(《栾城集》)。对于儿子苏过忽出新意,以山芋作玉糁羹,他赞不绝口,以为是“色香味皆奇绝”(《诗集》卷四十二诗题),其实这些不过是生活中的寻常滋味而已。苏东坡喜好交往,自言“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陪田院乞儿”。居儋期间,他和官员、士人、农夫等各色人等交往,常常与老百姓在槟榔树下畅谈。苏东坡为人,诙谐多风趣。如他在海南“食蚝而美”,就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:“无令中朝士大夫知,恐争谋南徙,以分此味”(《清暑笔谈》),令人读之莞尔。

  处身行事的佛教思想影响。北宋时期,佛教影响日深,文人生活中的佛教印记明显可见。“尘心消尽道心平”,苏东坡出入儒道,濡染佛禅,思想兼容并采,灵活通脱,各有所用。他早年以献身忠义、澄清天下自任,但在派系倾轧严重、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后期,非但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,反而时常祸及生命,在这些事件的行藏进退之间,如何安顿内心深处不得志的痛苦,佛教思想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晚年苏东坡,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,在屡遭打击、投荒万死的时候,他“得颖悟于禅门,学达观于道书”。苏辙对此作出的解释是:“后读释氏书,深悟实相,参之孔老,博辩无碍,浩然不见其涯也”。贬谪海南的苏东坡,面对人生的又一次打击,不惊、不乱、不惧,处之泰然,俨然达到了《金刚经》里所谓“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,即见如来”的境地。正因为如此,苏东坡对于人生的得失荣辱祸福有着清醒的认识,自谓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  与黎民百姓结下的深厚情谊。这里的黎族群众,尽管有落后的一面,但使苏东坡感动的是他们的善良和纯朴。苏东坡被“逐出官舍”后,当地百姓帮他在桄榔林间筑起几间土屋,使他得以安居。他对黎族群众的感情十分真挚:“久居儋自陋,日与雕题(指刺青纹身的黎民)亲”(《和陶与殷晋安别》)。在艰难的人生逆境中,正是这样一种融洽的感情,增加了苏东坡傲视生活磨难的勇气。当朝廷召他北归时,当地百姓依依不舍,“皆携酒巽,直至舟次相送,执手泣涕而去”(《遁斋闲览》)。苏东坡更是情动于中,不能自抑:“我本儋耳民,寄生西蜀州;忽然跨海去,譬如事远游。平生生死梦,三者无劣优。知君不再见,欲去且少留。”(《别海南黎民表》)。

  诗家不幸海南幸。海南地处偏远,因为苏东坡到来,文化得以昌盛。后人评价这一段历史时说:“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,讲学明道,教化日兴。琼州人文之盛,实自公启之!”(《琼台记事录》)。而对苏东坡而言,在这个荒蛮海岛上,虽然经历了“苦雨终风”,但他依然持守、旷观,回首往昔,“云散月明”、“天容海色”,最终他实现了忘情物我的思想自由,完成了苦难人生的又一次超越!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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